《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同时，《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每日盐、油、糖摄入量远超推荐标准。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同时，《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每日盐、油、糖摄入量远超推荐标准。面对当下加工食品与餐饮消费攀升，营养健康领域“三减”压力加大的趋势，除了加强健康宣传外，还需从消费行为的经济激励层面入手，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消费结构的作用。
校正负外部性：税收介入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需求
高盐、高油、高糖饮食是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病的重要诱因。有人会问：饮食是个人选择，患病由自身承担，社会何损之有？事实是，医保基金为这些可预防疾病承担了巨额开支，劳动能力过早下降折损的更是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对不健康食品课征消费税，可以将社会成本内化至价格中。
近年来，居民家庭烹调用盐、用油量持续减少，但加工食品带来的“隐形”盐、糖、油摄入超标，正成为新的治理难点。“三减”攻坚的重心，须从“倡导个人自觉”转向“善用税收调节”：用价格引导消费，以成本激励企业改良配方。控烟的经验表明，税收是有效的消费行为调节工具之一。“三减”同样可以借助消费税，将健康导向转化为市场选择。
他山之石：全球视野下的健康税实践
国际上对健康税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
丹麦的“饱和脂肪税”开征仅15个月即被取消。该税对肉类统一按牲畜平均脂肪含量征税；对加工食品按生产环节脂肪投入量而非最终含量计征，税制设计偏离了健康目标。此外，零售商为维持高脂商品销量，亦将税负分摊至其他食品，价格引导作用有限。税制缺陷引发了大量负面舆论，该税在行业施压下最终被废除。
匈牙利2011年开征的“公共健康产品税”则在设计上提供了正面经验。该税覆盖含糖饮料、高盐零食等9类预包装食品，从量定额计征，仅对超过法定盐、糖含量阈值的产品征收。实施后，应税产品消费量显著下降，大量制造商主动改良配方，所筹集的税收则专项用于公共卫生支出。不过，长期追踪发现，随着国民收入增长，价格的抑制效应减弱，消费量有所反弹。
英国2018年开征的“软饮料行业税”给出了应对之策。其核心设计是按含糖量分档计征：每100毫升含糖量低于5克免税，5克—8克适用低税率，8克及以上适用高税率。分级税率倒逼企业主动降糖，民众摄糖量显著下降。面对政策效果衰减的普遍规律，英国于2025年底宣布，将从2028年起降低起征标准并扩大征收范围，以持续强化引导力度。
精准施策：健康保护视角下的消费税设计
实践表明，健康保护视角下的消费税设计，方向要对、手段要活、保障要实，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引导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行为同步改变。消费税改革的目标不是限制选择，而是让健康选择更轻松、自然。笔者认为，将健康促进理念融入税制改革，利国利民，也切实可行。
一是税目选择可从含糖饮料破题，分步推进。含糖饮料标准化程度高、国际经验成熟，可先行纳入征税范围，后续再拓展至其他高糖、高盐和高油食品。
二是税率设计应从量定额、分档计征，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按产品关键成分含量设置差别税率，既引导消费选择，又给予企业改良动力，发挥对供需两端的协同引导作用。同时，预留调整空间，定期评估政策效果，适时收紧标准或扩大范围，确保引导力度持续有效。
三是探索专款专用，增进社会共识。将新增税收收入定向用于健康领域，特别是慢性病防治的薄弱环节，如支持早期筛查、社区健康管理等，让公众感受到政策红利。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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