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尤其是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需要财税政策工具在“稳”与“进”的平衡中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导向，进一步增强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尤其是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需要财税政策工具在“稳”与“进”的平衡中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导向，进一步增强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确定要抓好八项重点任务，强调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也为做好2026年的财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财税工作面临新要求、新任务
针对2026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既有存量政策的延续优化，也有增量政策的拓展创新，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与前瞻性，多项提法更新升级，为财税工作发力加力提供了明确方向。
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取向。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即将顺利完成，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好于预期，展现了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因此，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尤其是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需要财税政策工具在“稳”与“进”的平衡中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导向，进一步增强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会议确定的八项重点任务中，“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居首位，凸显出扩大内需的关键地位。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重要战略依托，也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坚实屏障。因此，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财税政策工具应聚焦激发内需潜力，助力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2026年财政政策延续了“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具体内容包括“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通过赤字、债务和支出工具的组合运用，及时灵活高效应对经济运行状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财政政策效能。对此，需从收与支两端协同发力，保持合理的收入规模，为发挥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留出空间；同时优化支出结构，向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领域倾斜，确保财政资金更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大局。
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和健全地方税体系。本次是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这一表述，反映了当前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运行面临较大压力，这既影响财政政策的传导效能，也制约基层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能力，还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其他重点领域风险的有效化解。笔者认为，应从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出发，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健全地方税体系为先手棋，培育壮大地方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同时，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更相匹配。
落实落细各项财税工作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必须发挥好财税政策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财力支撑。
强化财力统筹，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和政策连续性。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应体现在支出规模上，确保财政支出必要强度。应根据经济形势合理安排赤字规模，笔者认为，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意味着2026年赤字率至少与今年持平，这样也会因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带来债务总规模、支出总量的扩张。为此，需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同时用好用足各类政府债券资金，组合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形成赤字、债务、支出等政策工具箱。增强政策协同效应，并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配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民生保障和改善等重点领域，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积极探索财政资金与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协同联动的新模式，提高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同时，健全绩效管理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监督，使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严肃财经纪律，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着力扩大内需。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建设、“两新”政策实施。尤其是强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通过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用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双贴息”政策等，大力支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同时，加大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重点领域投入，降低居民在预防性储蓄上的负担，促进居民消费预期改善。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地方财政保障能力。应从“十五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出发，将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作为2026年财政改革发展的重点工程。在健全地方税体系方面，比如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探索培育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积极拓展地方税源。此外，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减少共同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优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并相应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由此，提高地方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有序主动化解地方债务等风险的能力，夯实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财力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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