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税收案例四十三：关注非居民间接股权转让免税政策适用性问题
一、案例简介
新加坡A公司在新加坡投资成立B公司，B公司投资印度C公司，取得部分股权。2014－2015财年，A公司将其持有的B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印度D公司。A公司认为，该交易虽然涉及间接转让印度C公司财产，但根据印度所得税法关于间接财产转让小股东豁免规定，无需在印度纳税。
印度税务局则认为，间接财产转让小股东豁免条款自2015－2016财年起生效，因此上述交易不能适用豁免规定，应在印度缴税。其后，A公司向印度争议解决小组（Dispute Resolution Panel，DRP，是根据印度所得税法引入的法定机构，由印度中央直接税管理局任命，为外国公司或特定国内纳税人提供快速、中立的争议解决机制，避免直接诉诸所得税上诉法庭，减少诉讼积压并提升税收确定性。）提出反对意见，但被其驳回，理由为：印度“所得税法没有明确规定小股东豁免可以追溯适用”。最终，A公司向新德里所得税上诉法庭提出上诉，法庭支持了A公司主张。
二、争议焦点
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新加坡A公司转让新加坡B公司股权取得的收益是否适用间接转让小股东豁免条款。
新加坡A公司主张：一是在适用条件上，印度《2012年财政法》条款5和《2015年财政法》条款6、7（相关法律规定网站：https://www.incometaxindia.gov.in）对《1961年所得税法》第9节间接财产转让进行了解释。
相关条款具体内容如下：条款5：非居民转让外国实体的任何股份或权益，如果该股份或权益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印度资产，则所产生的收入应在印度纳税。条款6：如果境外企业持有印度公司或实体股份少于5％，则享有小股东豁免权。条款7：境外企业持有的印度资产价值超过1亿卢比，且至少占该境外企业资产总价值50％以上时，印度有征税权。
A公司的相关交易符合间接转让小股东豁免规定。
二是在适用时间上，印度《2012年财政法》明确，条款5可按规定追溯至1961年4月1日，《2015年财政法》虽未明确条款6、7可以追溯适用，但由于条款6、7是条款5的补充说明，也应追溯适用至1961年4月1日。
因此，该交易可以适用间接股权转让小股东豁免规定，不需要在印度纳税。
印度税务局则认为，正因为条款6、7 是《2015年财政法》引入的，所以豁免规定应从2015－2016财年开始生效，而不适用于该笔间接转让发生年度，即2014－2015财年。
三、最终裁决
最终，新德里所得税上诉法庭裁决A公司胜诉。主要理由为：
条款5由《2012年财政法》引入，并可按规定追溯至1961年4月1日。在引入该条款后，有人针对其中“任何股份或权益”和 “主要”一词的模糊性向印度政府提出了申述。印度政府将申述意见提交专家委员会，由其研究提出明确间接转让可税范围的建议。此后，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印度通过《2015年财政法》引入了条款6、7。因此，根据立法本意，条款6即“小股东豁免规则”和条款7即“主要价值测试规则”应与条款5一并追溯至1961年适用。
因此，纳税人有权就2014－2015财年发生的间接转让适用小股东豁免条款。
四、对“走出去”企业的启示
我国企业“走出去”可能采用与上述案例相似的股权架构，因此在发生企业集团架构变化时，或面临类似的间接转让税收风险问题，应对此予以重视。
一是关注东道国税收政策与税改进展。“走出去”企业在搭建海外架构之前，应充分了解当地税收政策。例如，印度自“沃达丰案”之后对于《所得税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和解释，尤其是资产收益税方面。企业应及时跟进最新政策，针对与企业密切相关的部分提前与当地税务机关充分沟通。
二是预先考虑海外架构的退出成本。对于间接转让等投资退出时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企业应熟悉相关判定和计算规则，如安全港规则、价值测试规则等，做好退出成本预判，同时还应密切关注东道国和相关国家税收协定相关条款的修订情况。
三是用好东道国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在遇到跨境税收争议时，“走出去”企业应多途径寻求税收救济。例如，对于印度资本收益税争议问题，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局的所得税上诉委员会（CITA）提出上诉。如纳税人对所得税上诉委员会的裁决不满意，还可向所得税上诉法庭（ITAT）提起上诉。除诉诸法律外，企业还可选择相对高效的替代性税收争议解决办法，如向争议解决专家组、所得税和解委员会等机构反馈诉求等。通过用足用好各类税收救济手段，合理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编译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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