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026年薪资税收：经合组织国家劳动税收的累进性》年度报告。该报告是全球劳动税收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的核心参考文献。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026年薪资税收：经合组织国家劳动税收的累进性》年度报告。该报告是全球劳动税收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的核心参考文献。报告依托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2025年度税法执行与薪酬核算最新数据，揭示了近年来全球劳动税负演变规律：自2022年起，劳动税负连续4年攀升，2025年整体税负水平小幅超越疫情前高位。这一趋势不仅压缩了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折射出各国在人口老龄化、财政赤字高企以及公共支出刚性约束下的财税政策困境。
税收楔子持续增长
理解该报告的核心在于厘清税收楔子这一关键指标。税收楔子指雇主总劳动成本与雇员税后净收入的差额占总劳动成本的比重，计算公式为：税收楔子=（个人所得税+雇员社会保险缴费+雇主社会保险缴费-现金福利）÷总劳动成本。该指标的精妙之处在于，不仅仅关注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费等单一因素，而是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全过程出发，衡量了在初次分配环节，国家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体系从劳动报酬中提取的比例。简言之，税收楔子直观反映了劳动成果在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割情况。税收楔子数值越大，意味着劳动成本中转化为政府收入的份额越高，劳动者最终获取的净报酬相对越少，这可能会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消费能力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产生深远影响。
2025年，经合组织国家单身无子女、平均工资水平劳动者的平均税收楔子达35.1%，为2016年以来最高。这意味着雇主每投入100单位劳动成本，雇员最终仅能获得64.9单位净收入，超1/3的劳动价值通过税收与社保体系流向政府，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持续收缩。
全家庭类型税负同步上行
202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所得税负普遍上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自2022年各国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大规模临时性纾困和减税政策全面退出后，报告所追踪的8种标准家庭类型（按收入、婚姻、子女数量划分）的平均税收楔子在2025年全部出现增长，为近年来首次。这种“齐步走”式的税负增加，打破了以往经济周期中税收政策往往根据不同经济目标和群体进行差异化调整的常规逻辑，凸显出当前各国财政汲取劳动收入的普遍性做法。
具体到国别层面，在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24个成员国的税收楔子在2025年出现上升，11个国家下降，3个国家基本保持不变。税负增幅较明显的国家包括英国（增加2.45个百分点）、爱沙尼亚（增加1.95个百分点）、德国（增加1.34个百分点）和以色列（增加1.09个百分点）等。而税负降幅超过1个百分点的国家则包括澳大利亚（降低1.67个百分点）、拉脱维亚（降低1.44个百分点）和意大利（降低1.21个百分点）。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25年虽然税负上升，但35个经合组织国家名义工资实现正增长，其中28个国家单身劳动者税后实际收入上升。然而，名义工资的增长，也可能会将纳税人推入更高的税率档次，或者导致其失去部分福利，从而在事实上承受更高的有效税率，这也是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劳动所得税负持续攀升的重要技术性原因。
高税负高福利与低税负低福利模式固化
受社会治理模式、福利体系设计、历史制度差异影响，经合组织成员国劳动所得税负呈现两极分化，形成泾渭分明的高税负高福利与低税负低福利两大模式。
在高税负国家中，2025年，比利时以52.5%的税收楔子稳居经合组织首位，雇主的过半劳动成本用于税费及社保缴费；德国（49.3%）、法国（47.2%）、奥地利（47.1%）、意大利（45.8%）的税收楔子均突破45%。高税负源于双重叠加：一是雇主端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沉重，法国雇主社保缴费占劳动成本比重达26.7%，位列经合组织首位；二是累进程度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丹麦收入位于平均工资水平的劳动者个人所得税占劳动成本比重高达35.1%，远超欧盟平均水平。实行该模式的国家依托高税负，支撑全覆盖、高标准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但也衍生出企业用工成本高企、劳动力市场弹性不足、高收入群体边际税负过高、创新人才流动受限等结构性短板。
以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经济体，构成低税负阵营。哥伦比亚的税收楔子甚至为0，智利也仅为7.5%。需要厘清的是，哥伦比亚的“零税负”并非劳动者无须承担任何强制性负担，而是其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强制性缴费被经合组织归类为“非税强制性缴款”，未被计入传统的税收统计范畴。智利则通过相对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有限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来维持较低的显性税负。低税负模式下，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收缩，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覆盖面与保障水平偏弱，居民需通过市场化、私人化支出弥补公共服务缺口，家庭自我保障压力更大。
育儿的税收优惠持续收缩
通过剖析不同家庭结构的税负差异，报告揭示了现代税制的再分配效应对家庭行为的影响。当前一个突出的趋势是，传统上针对育儿家庭的税收优惠正在收缩，而单亲家庭等脆弱群体面临的财政压力在加大。以一份平均工资收入、夫妻一方工作、抚养两个子女的家庭为例，其平均税收楔子为26.2%，虽然显著低于单身无子女家庭（35.1%），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从2024年的9.21个百分点进一步缩小至8.9个百分点。其中，收入为平均工资67%、抚养两个子女的单亲家庭，为2025年所有统计家庭类型中税负增幅的最大群体，平均税收楔子上升0.52个百分点至16.3%。共有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该类家庭税负同比上涨，其中英国（增长4.3个百分点）、斯洛伐克（增长4.7个百分点）、斯洛文尼亚（增长5.6个百分点）增幅尤为突出。
低收入端累进性强化，高收入端调节效应趋平
税收的累进性（即税负随收入增加而上升的程度）是衡量税制公平性的关键。报告专题研究表明，经合组织国家劳动税制呈现前端陡峭、后端平缓的非对称累进结构。
对于收入在平均工资50%—100%的劳动者，由于可以享受较多的税收减免和有针对性的现金福利（如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其实际税收楔子往往较低，甚至为负（即获得的福利超过缴纳的税费）。随着收入超过一定门槛，这些福利逐步退出，同时适用税率提升，税收楔子快速攀升，形成了显著的累进效应。报告显示，2000年—2025年，经合组织国家在低收入端的税收累进性总体增强，这主要得益于各国加强对低收入工作者税收优惠和转移支付的政策努力。而有21个成员国（含比利时、德国和爱尔兰），劳动者在收入达到平均工资的3倍之前，就已触及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这意味着在此之后，无论收入再增加多少，适用的最高税率不变，税制的累进性在高收入区间大打折扣，削弱了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过高收入的效果。
社会保险缴费也有类似特征。在低收入阶段，由于存在缴费起点或减免政策，社会保险缴费具有一定累进性。然而，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社会保险缴费设有上限（缴费工资封顶线）。一旦收入超过该上限，超出部分不再缴纳社保费，导致社保费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下降，呈现出累退性。这使得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贡献群体，而高收入者的实际社保负担率相对其收入而言较低。
超高税率可能抑制劳动积极性
平均税负反映的是整体负担，而边际税收楔子（即劳动者每多获得1单位货币收入，需要缴纳的税费和减少的福利之和占该新增收入的比例）则直接关系到工作激励。报告警示，部分国家的边际税负已处于可能抑制劳动积极性的高位。
2025年，对于领取平均工资的单身劳动者，意大利的边际税收楔子高达72.8%，这意味着多挣1元钱，个人最终只能留下不到0.3元，七成多被税费“吞噬”。比利时（65.0%）、奥地利（58.3%）、法国（58.2%）、卢森堡（57.4%）等国的边际税收楔子也居高不下。如此高的边际税收楔子，会严重削弱劳动者通过加班、争取晋升、提升技能以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不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长期来看也可能促使高技能、高流动性人才流向税负更低的地区，损害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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