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灾后财税制度、绿色财税激励和税收秩序等维度展开分析,为理解财税制度在危机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提供了参考。
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守护清凉地球”。面对气候变化与生态退化等全球性挑战,人类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可持续发展?英国央行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理查德·戴维斯在《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中,以极端天气和受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从灾后财税制度、绿色财税激励和税收秩序等维度展开分析,为理解财税制度在危机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提供了参考。
亚齐:税收与民间经济助力灾后重建
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亚齐省遭遇了由9.1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数以万计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短短几年后,当地经济不仅复苏,甚至超过了灾前水平。戴维斯结合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数据及世界银行评估报告分析认为,当地民间传统的非正规经济具有一定的经济韧性。亚齐人习惯在丰收季后买入黄金,不景气时卖出黄金。这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蓄和保险制度在海啸后迅速发挥作用。幸存者通过当地黄金交易商绕开瘫痪的银行,变卖黄金换取重启生产的资金。戴维斯指出,这种植根于民间交易习惯的韧性,是理解亚齐灾后复苏的关键要素。
但民间自发的韧性不能完全替代公共财政与税收的功能。海啸后数十亿美元国际援助涌入亚齐,大规模基建重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拉动本地经济。作者认为,短期繁荣高度依赖外部资金注入,但当援助机构陆续撤离,亚齐经济依旧保持增长,根源是制度层面的变化。海啸后,亚齐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获得了地方征税权和自然资源收入留存权。根据相关安排,亚齐有权设定和征收地方税,并可留存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收入的70%。地方政府掌握财税自主权后,得以持续投入教育和基础设施,将资源收益转化为本地人力资本提升,而非简单依靠外部援助救济。
达里恩:减税为何没能带来生态效应
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的达里恩峡谷,拥有丰饶的原始热带雨林和可观的矿产资源,地理位置处于美洲大陆关键枢纽。然而今天的达里恩森林快速退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戴维斯用“公地悲剧”解释这种破坏:当资源归公共所有,社会成本大于个人成本时,每个理性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无节制地使用共享资源,最终导致资源耗竭。如果明确环境资源的边界,建立监督机制,公地不会注定走向毁灭。
巴拿马政府自1992年起对种植树木的土地所有者给予信贷补贴和减税。政策初衷是鼓励造林,但只奖励种树、不限定树种,于是土地所有者蜂拥选择高收益的柚木。柚木作为外来物种,叶片遮蔽阳光,腐叶释放酸性物质,令林下寸草不生。戴维斯由此总结,设计得当的财税政策可以引导资本流向生态修复,设计不当则可能扭曲市场行为、加剧生态退化。减税与补贴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有效性取决于能否将激励信号精准传递至预期的环境目标。
金沙萨:资源收益为何难以公共转化
刚果(金)拥有钻石、铜、黄金等矿产和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刚果河年均流量仅次于亚马孙河,但其首都金沙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戴维斯在书中分析了这一落差背后的制度因素。官方规定按月纳税,但实际征收频率更高,部分经营者反映缴税次数远超制度规定,此外还须通过额外支付换取税款收据。由于税收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大量民众转入非正规市场谋生,正规产业增长受限。
书中举例,当地政府曾计划修建大坝开发水能资源,为此大量举债并抵押国家矿业总公司收入来投资大坝、电网与钢厂。随着全球铜价从1974年每磅2.2美元跌至80年代中期的不足1美元,仅靠铜矿出口收入无力偿还债务,大坝因缺乏维护资金而容量骤减。作者指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发展动力,资源收益能否被有效归集并投入人力资本和公共建设,取决于财政制度的成熟度。
书中提到,税收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将分散的资源收益集中起来,通过公共支出转化为社会共享的发展条件。当这一功能受到制约时,资源便难以转化为民众福祉。戴维斯认为,经济韧性植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制度设计决定了这些资本能否被有效动员和持续积累。在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从资源转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对财税政策的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创新发展学院)

笔者最近在工作中发现,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均为法人主体,无自然人合伙人时,对此类合伙企业取得的收入征税,一定程度上存在涉税申报缺位、跨区域协查不畅等监管问题,须加以重视。
就全球范围而言,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实施已有60余年的历史,核心机制是一国对居民企业的境外子公司(即受控外国公司)部分或全部所得履行居民税收管辖权,通过调整受控外国公司未分配利润的课税时点,维护跨境资本领域税收秩序。
伴随税收治理环境持续演变,税务合规的价值内涵应不断拓展,逐步由侧重风险防范的基础管理事项,转变为企业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税法遵从也应在守住合规底线的基础上,逐步成为企业主动锻造的核心竞争力。
自2026年2月《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正式施行以来,该局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条例》工作实施方案,将《条例》关于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强化重点领域监督、严格执法责任追究、加强监督贯通协同等方面的要求,细化为6大类22项任务56个具体举措,持续加强和规范执法监督。
在税务行政复议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形:纳税人因不服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等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作为被申请人的税务机关自查发现问题,主动撤销了原行政行为。
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守护清凉地球”。面对气候变化与生态退化等全球性挑战,人类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可持续发展?英国央行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理查德·戴维斯在《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中,以极端天气和受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从灾后财税制度、绿色财税激励和税收秩序等维度展开分析,为理解财税制度在危机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提供了参考。
亚齐:税收与民间经济助力灾后重建
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亚齐省遭遇了由9.1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数以万计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短短几年后,当地经济不仅复苏,甚至超过了灾前水平。戴维斯结合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数据及世界银行评估报告分析认为,当地民间传统的非正规经济具有一定的经济韧性。亚齐人习惯在丰收季后买入黄金,不景气时卖出黄金。这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蓄和保险制度在海啸后迅速发挥作用。幸存者通过当地黄金交易商绕开瘫痪的银行,变卖黄金换取重启生产的资金。戴维斯指出,这种植根于民间交易习惯的韧性,是理解亚齐灾后复苏的关键要素。
但民间自发的韧性不能完全替代公共财政与税收的功能。海啸后数十亿美元国际援助涌入亚齐,大规模基建重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拉动本地经济。作者认为,短期繁荣高度依赖外部资金注入,但当援助机构陆续撤离,亚齐经济依旧保持增长,根源是制度层面的变化。海啸后,亚齐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获得了地方征税权和自然资源收入留存权。根据相关安排,亚齐有权设定和征收地方税,并可留存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收入的70%。地方政府掌握财税自主权后,得以持续投入教育和基础设施,将资源收益转化为本地人力资本提升,而非简单依靠外部援助救济。
达里恩:减税为何没能带来生态效应
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的达里恩峡谷,拥有丰饶的原始热带雨林和可观的矿产资源,地理位置处于美洲大陆关键枢纽。然而今天的达里恩森林快速退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戴维斯用“公地悲剧”解释这种破坏:当资源归公共所有,社会成本大于个人成本时,每个理性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无节制地使用共享资源,最终导致资源耗竭。如果明确环境资源的边界,建立监督机制,公地不会注定走向毁灭。
巴拿马政府自1992年起对种植树木的土地所有者给予信贷补贴和减税。政策初衷是鼓励造林,但只奖励种树、不限定树种,于是土地所有者蜂拥选择高收益的柚木。柚木作为外来物种,叶片遮蔽阳光,腐叶释放酸性物质,令林下寸草不生。戴维斯由此总结,设计得当的财税政策可以引导资本流向生态修复,设计不当则可能扭曲市场行为、加剧生态退化。减税与补贴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有效性取决于能否将激励信号精准传递至预期的环境目标。
金沙萨:资源收益为何难以公共转化
刚果(金)拥有钻石、铜、黄金等矿产和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刚果河年均流量仅次于亚马孙河,但其首都金沙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戴维斯在书中分析了这一落差背后的制度因素。官方规定按月纳税,但实际征收频率更高,部分经营者反映缴税次数远超制度规定,此外还须通过额外支付换取税款收据。由于税收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大量民众转入非正规市场谋生,正规产业增长受限。
书中举例,当地政府曾计划修建大坝开发水能资源,为此大量举债并抵押国家矿业总公司收入来投资大坝、电网与钢厂。随着全球铜价从1974年每磅2.2美元跌至80年代中期的不足1美元,仅靠铜矿出口收入无力偿还债务,大坝因缺乏维护资金而容量骤减。作者指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发展动力,资源收益能否被有效归集并投入人力资本和公共建设,取决于财政制度的成熟度。
书中提到,税收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将分散的资源收益集中起来,通过公共支出转化为社会共享的发展条件。当这一功能受到制约时,资源便难以转化为民众福祉。戴维斯认为,经济韧性植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制度设计决定了这些资本能否被有效动员和持续积累。在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从资源转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对财税政策的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创新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