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消费具有不同于商品消费的属性，决定了发展服务消费有必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措施。
服务消费具有不同于商品消费的属性，决定了发展服务消费有必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措施。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扩大服务消费”。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作为提振消费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要求“大力发展服务消费”。
服务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着力点，但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的属性，决定了发展服务消费有必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措施。
服务消费的多重意义及基本属性
服务消费指消费者为获取各种非物质性、非商品形式的服务所产生的支出，涵盖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健康服务等领域。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下，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宏观经济层面，服务消费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更弱，即随着消费量的增多，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商品下降得更为缓慢，消费上限也就更高；随着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机器人应用和无人工厂普及度提高，服务消费对于稳就业来说更加重要。在区域发展层面，不同于商品的生产地和消费地可能分离，服务消费本地化特征突出，可以直接转化为本地的收入和就业，形成“消费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的效应。在社会发展层面，提高教育、文体、医疗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水平，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个体更加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在创新发展层面，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能够加速技术扩散，提升经济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
服务消费有着区别于商品消费的若干属性。一是收入弹性更高，服务消费对居民收入变化更为敏感。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普遍大于1，即收入增速加快，服务消费增速更快；收入增速放缓或预期不稳，服务消费增速放缓幅度更大。二是供需同步，需要更多闲暇时间。服务消费的供给和消费同步进行，因此，休假制度是否完善将直接影响服务消费。三是更依赖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多家庭化消费场景。人口越集中，规模经济效应明显，服务消费供给会越充分。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具有明显的家庭化特征。四是难以实现标准化复制和远距离传输，对供给能力的要求更高。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决定了其难以完全标准化，这就要求各类服务行业出台更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行业规范体系，并对各地区的服务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服务消费现状和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实现稳步增长。2013年—2024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从0.5万元提升至1.3万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提升到46.1%，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明显。从结构看，近年来餐饮服务比重较高、增幅较大，医疗服务比重略有提升，改善属性较强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消费增长有限，包含旅馆住宿、养老、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其他服务以及家庭服务比重较低。
制约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的因素是多重的，包括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服务供给的适配性等方面。一是居民收入预期不稳。百年变局下不确定性增加，房地产等部分行业、企业受到影响，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性有所减弱，服务消费也因更高的收入弹性受到更深的拖累。二是社保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稳定收入预期、提振服务消费的重要基础。当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0.7亿人，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待遇方面差距较大。保障水平较低的群体需要为未来储蓄更多的资金，从而减少当期消费支出，首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服务消费。三是部分服务领域存在供给短板。在养老服务方面，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虽持续增长，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床位存量不足以容纳有养老需求的人口；在文体设施方面，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旅游住宿方面，部分地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同质化竞争、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进一步发展服务消费的财税政策建议
进一步发展服务消费，应从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给端的质量提升两方面同时发力，出台系统性、针对性政策。其中，财税政策既能通过直接减轻居民负担或增加补贴的方式，提升服务消费的意愿和能力；也可通过间接引导的方式，补齐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升供给质量，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和牵引力。
通过优化税制、完善转移支付等方式，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鉴于当前财政压力日益增大，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不宜再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路径，可以采取优化税制、加大政府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场化流转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等路径。如个人所得税方面，推动个税从当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小综合”迈向“大综合”，适时将财产性收入纳入综合所得范围，同步研究优化配套扣除标准，推动劳动资本等不同类型收入的税负公平；加大对畸高收入群体的征管力度，发挥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
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适度增加国有企业上缴财政收入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此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等的比重，化解居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对于人口流出较大的区、县实施合并，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腾出的资金也可用于提高社保水平。
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将更多服务消费纳入以旧换新范围。考虑到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能透支部分未来需求，下一步，有必要推动消费券、补贴等政策向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倾斜，支持文化旅游、养老、医疗等消费，以实现更大政策效果。
发挥财税政策撬动作用，提升公共投资的导向性。由于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存在公共性，单靠社会力量难以提供优质供给。因此，公共投资应发挥引领作用，更多地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在用地等方面给予更大的优惠和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服务供给领域，实现财政保基本、市场保高端和多元。
此外，建议在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优化休息休假制度，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时间和收入一样，是居民消费的必要条件。和商品消费的“瞬时性”相比，服务消费更具“耗时性”特征，看一场电影花费一两个小时，一次旅游至少也要几天时间，养老育幼、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都与时间挂钩。因此，当劳动者能够预期未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进行消费活动时，他们会更有信心和有计划地进行旅游等服务消费。
有人质疑，增加假期、减少劳动时间会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和经济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正确认识这一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生产不足，而是需求不足，继续抓着生产不放，一味增加劳动投入量，有可能加重“内卷式”竞争。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明，包括对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对消费的促进、对生产的反哺等。而且，社会和收入的分布是分层的，不同群体面临的需求和约束条件不同，中低收入群体的约束是收入不足、中高收入群体的约束是时间和高质量供给不足。如果中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消费，这将带动中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其增收，不同群体的需求能同时得到满足。因此，增加假期有助于激活更多消费场景来消化庞大的产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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