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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与制度性安排协调配合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张思佳

微观企业成本负担变化是观察宏观政策效果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窗口。如何精准有力降低企业成本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微观企业成本负担变化是观察宏观政策效果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窗口。如何精准有力降低企业成本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2022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报告认为,近年来,我国实施包括减税降费在内的一系列降成本政策,对改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着眼于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不少困难等问题,应系统梳理、评估各类减税降费政策,推动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的协调配合,统筹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性,提高政策的确定性和精准性,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稳定预期。

  目前企业税费成本合理,显示了降成本政策的正确性

  “为对冲企业成本负担的上升,政府实施了大量政策措施,尤其是减税降费的力度非常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2022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超2.4万亿元。报告认为,2022年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呈“退减缓免”组合式,向特定行业企业倾斜,规模空前,靠前发力等特点,尤其增值税留抵退税成为最受纳税人欢迎的支持政策。

  报告多组数据显示,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从宏观看,宏观税负逐年下降;从微观看,企业税费负担持续降低,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为6.19%、5.98%和5.9%;纳税总额占综合成本费用的比重逐年下降,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为7.33%、6.75%和6.67%。多数受访企业表示,在连续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作用下,目前的税费负担较为合理,税费成本已不再是最迫切的“急难愁盼”。

  “从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当前国家一系列降成本政策精准有力、效果突出,显示了降成本政策的正确性。”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说。

  报告也发现,在供给要素、产业链条、政策预期、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利因素互相影响和叠加放大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挑战,直接体现为企业综合成本上升。对此刘尚希分析,通过减税降费对冲企业成本负担的速度,可能赶不上外部不确定性及公共风险内部化为企业成本的速度。

  延续和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应注重精准性和确定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专家认为,应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和确定性。同时,随着减税降费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政策成本不断升高,在延续和优化中应关注付出的制度成本,保证财政安全和可持续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提出,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成本效益分析,把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所涉及的相关成本和效益计算清楚,特别是把该政策对财政当前影响分析清楚。当前的财政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财政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时不仅要留有后手,还要留足后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玉德说,在特定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可以暂不考虑成本。但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角度来考虑,需要科学评估政策成本及政策效益,通过提升政策运行效率,推动企业减负降本。

  报告认为,企业成本不是一个微观、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问题,需从更长期、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进行审视,改变直接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的做法。比如,政府可更多着眼于行业企业的共性成本及无形的潜在风险,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包括加大税收优惠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

  “要避免政策的‘急刹车’,增加确定性,不搞‘一刀切’、不撒‘胡椒面’,政策要更精准。”徐玉德强调,增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

  专家也从企业角度对降成本提出建议。马海涛认为,应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企业今后决策的核心问题。企业应主动进行风险管理,加强对风险的识别、预判和应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傅志华说,一些对人力、教育培训的支出,从短期看,可能增加了企业成本,但从长期看,恰恰是降成本之道。他认为,寄希望于政府年复一年的政策“大礼包”,是一种被动式、依赖式的发展,不是长远之计。

  逐步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转化为长期性制度安排

  专家认为,企业降成本旨在通过宏观层面的政策配置或制度改革,保障微观企业可持续性生产经营。在短期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性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同时,还要站在中长期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制度性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好的制度环境。

  “改革与政策要各行其道,不可混为一谈。”高培勇提出,不能把应该由改革担负的任务放在宏观政策配置上,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宏观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要把改革和政策各自的作用、空间搞清楚,说明白,通过适当的宏观政策达成更为理想的政策目标,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

  刘尚希认为,通过现有政策手段对冲公共风险的可持续性是在下降的,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破解结构性和长期性问题。

  报告对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转化为制度性安排提出建议:一是对前期出台的各类减税降费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一些阶段性措施若有必要转化为制度性安排的,应尽量转化;二是抓好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的协调配合,既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又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三是更好统筹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性,适时建立减税降费政策的渐进式退坡机制。

  报告指出,尽管当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制度成本降低,但部分领域仍有监管过度甚至非正常监管抬头的问题,这将导致企业隐性成本上升。专家建议,高质量的监管应把握好分寸,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监管过度。

  《2022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连续第7年开展“企业成本”大型调研的主要成果。本次调研基于问卷和访谈调查,企业样本覆盖全国,以制造业和小型企业居多,共收回13764份有效问卷。发布会上还发布了《2022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总报告》。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文章及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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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指出,尽管当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制度成本降低,但部分领域仍有监管过度甚至非正常监管抬头的问题,这将导致企业隐性成本上升。专家建议,高质量的监管应把握好分寸,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监管过度。

  《2022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连续第7年开展“企业成本”大型调研的主要成果。本次调研基于问卷和访谈调查,企业样本覆盖全国,以制造业和小型企业居多,共收回13764份有效问卷。发布会上还发布了《2022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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