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市场主体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重要一环。在近年来持续保持高强度减税降费的基础上，2022年我国将实施新的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
为市场主体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重要一环。在近年来持续保持高强度减税降费的基础上，2022年我国将实施新的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进一步为市场主体减负？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举行《中国税收政策报告（2021~2022）》《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1）》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与会专家梳理减税降费等重大政策的发展脉络，并对未来如何更好地制定和实施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展开讨论。
减税降费政策利国利民利企
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肯定近年来减税降费的实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效果，认为正是下好了减税降费“先手棋”，才让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六保”“六稳”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许文说，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挑战和困难，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减税降费为核心的税收政策，有效对冲疫情风险，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稳定企业预期，稳住经济基本盘，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确定性。2021年税收政策“不急转弯”，继续应对疫情风险，服务新发展格局。在具体做法上，延续实施相关应对疫情税收政策，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和减轻企业负担。同时，着眼于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平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继续推进税制改革，支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此过程中，减税降费政策更加突出针对性、精准性以提高政策效果。同时，以非接触式办税、征管便利化等税收征管措施保障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减税降费利国、利民、利企、利税。”中国税务杂志社总编辑李万甫表示，应从更宏观的经济学角度，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待减税降费政策。减税降费并不是简单给企业让利，它对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重大难题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加合理化，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减税降费功不可没。一是政府通过税费的方式占有的社会资源量减少，更多把社会资源让渡给市场进行配置。这是政府进一步还权于市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面。二是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助力改善营商环境。三是政府收入更加规范化。非税收入的压减和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给市场主体带来利好。
组合式减税降费目标更明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应对风险挑战，财税政策不可缺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包括“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在内的多项政策组合，要求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1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减税降费座谈会，要求抓紧实施新的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这一系列政策安排，旨在以税收举措对冲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
刘尚希分析认为，组合式减税降费与以往相比有所创新，将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减轻小微市场主体负担，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创新动力，为我国经济稳步复苏、持续向好注入更多确定性。
“下一步要实行的组合式减税降费，目标更加明确、更加聚焦。”李万甫认为，组合式减税降费将更加强调政策精准性，聚焦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更好发挥税收激励作用。
结合财税改革实施减税降费
在已取得效果的基础上，组合式减税降费如何实施？
《中国税收政策报告（2021~2022）》认为，“十四五”时期，税收政策应着眼于中长期、确定性和稳定预期，构建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大确定性。在基本逻辑上，税制改革应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核心上，应围绕新发展格局呈现出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数字化、金融化、绿色化、老龄化和城镇化，提高税收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改革重点上，应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税负要保持总体稳定，应以“稳定”和“优化”为主基调在税制优化中实现税负的结构性调整，构建以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模式，强化税收的收入和调节功能。
专家认为，下一步应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实施组合式减税降费。李万甫说，近年来，减税降费总政策的实施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紧密结合。在制度重塑进程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减税降费总目标导向下推开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了税制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对于下一步税制改革，他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纳入共同富裕发展规划，使税收手段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共同发挥对共同富裕的调节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对减税降费后我国的税收情况做了调研，她认为，下一步推进税制改革中，直接税和间接税、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等结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报告指出，在经济下行与减税降费政策双重因素影响下，2020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出现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小口径宏观税负降至15.2%，财政风险相应升高。为此，多位专家建议，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兼顾财政可持续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梁季介绍，《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1）》对中央与地方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333个城市、100多个样本县的收入情况做了多层次的、不同类型的全景式解剖，呈现了2018年以来政府收入的状况，可为更好实施大规模组合式的减税降费提供参考。
多重因素影响减税降费政策效应
研讨会上，专家对更好地评估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展开了讨论。
刘尚希认为，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之上。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市场机制不同，财税政策的传导机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配合，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紧密联系。有了较为完善的体制基础，减税降费等财税政策的传导效应和实施效果才会更好。
此外，他认为应高度关注包括投资乘数、税收乘数等在内的财政政策乘数，这是判断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视角，也是继续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升政策效果的内在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乘数效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体制、社会、预期等。其中，预期是影响政策乘数效应的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和改善预期，是提高乘数效应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相关研究不能局限于政策本身，要有整体观和全局观。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强调，评估减税降费政策的乘数效应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应进一步研究测算减税降费的规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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